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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16年《慈善法》确立慈善信托法律地位以来，行业经历了“试点探索—规模扩张—质量提升”三个阶段，逐步从边缘创新成长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金融工具。

试点探索期（2016—2018年）：制度破冰与模式初创

这一阶段以“政策落地+试点先行”为特征，信托公司初步尝试将信托制度与慈善需求结合。2016年全国备案23单慈善信托，初始规模2.67亿元，平均单规模不足116万元，业务集中于浙江、广东等民营经济活跃地区。受托人以信托公司为主（占比73%），慈善组织参与度较低，产品设计以短期资金信托为主，主要投向扶贫济困领域。尽管面临税收优惠细则缺失、公众认知度低等挑战，试点项目如“万向信托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”的设立，为后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规模扩张期（2019—2022年）：政策激励与市场扩容

2017年《慈善信托管理办法》出台，明确备案流程与监管分工，2023年信托“三分类”新规将公益慈善信托列为三大业务类别之一，政策红利持续释放。高净值人群与企业参与度提升，推动备案规模快速增长。2018年备案金额达11.61亿元，2022年跃升至14.18亿元，年均复合增长率超50%。产品形态不断丰富，双受托人模式（信托公司+慈善组织）占比提升至22%，家族慈善信托、绿色慈善信托等创新类型涌现。例如，天津信托设立的“天信世嘉·信德精准帮扶系列慈善信托”，通过“资金托管+项目定制”模式，累计向静海区3个村投入440万元，助力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技术升级，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。

质量提升期（2023年至今）：战略聚焦与生态构建

2023年新《慈善法》修订后，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核心特征表现为“三化”：①长期化：永续型信托占比达65.1%，打破传统慈善项目“一次性捐赠”模式，通过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公益目标的可持续性。②战略化：深度融入国家战略，2024年乡村振兴、生态保护、科技创新领域的慈善信托占比达42%。③生态化：形成“信托公司+慈善组织+政府+企业”协同网络，实现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的“1+1>2”效应。

服务国家战略：慈善信托的多维实践图景

当前，慈善信托已从单一扶贫工具升级为服务“共同富裕”“双碳目标”“乡村振兴”等国家战略的综合金融方案。信托机构通过嵌入“金融五篇大文章”框架，构建“公益目标+金融工具+产业协同”的生态闭环。

绿色金融：赋能生态保护与低碳转型

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分支，慈善信托在生态修复、污染防治、新能源推广等领域发挥独特作用。截至2023年末，全行业绿色信托资产余额达3597.5亿元，其中公益慈善类绿色信托占比15%。天津信托设立“天信世嘉·信德生态环境保护慈善信托”，将新能源企业捐赠的碳收益权纳入信托财产，2024年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收益1200万元，全部用于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项目，探索“环境权益+慈善信托”的创新路径。

普惠金融：破解民生痛点与城乡差距

在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民生领域，慈善信托以“精准滴灌”弥补公共服务缺口。2024年教育类慈善信托达202单，规模占比37%，成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。天津信托“天信世嘉·信德大田集团爱心助学慈善信托”聚焦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，累计资助学生117万元，通过“学费减免+就业对接”机制，为养老行业输送专业人才300余名，缓解了老龄化社会的护工短缺问题。

养老金融：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创新

面对“未富先老”的社会挑战，慈善信托探索“养老+金融”融合模式。天津信托与福老基金会合作，设立“老年认知障碍筛查与干预慈善信托”，通过“社区筛查+专业机构合作”，2024年在15个社区开展认知评估1.2万次，建立老年健康档案8000份，推动养老服务从“事后救助”转向“事前预防”。

科技金融：助力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

在“科技—产业—金融”良性循环中，慈善信托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与中小企业赋能。天津信托于2024年12月成功落地“信托+数据资产”创新项目，以泰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数据资产作为质押物，设立“天津信托·尚实信远454号”和“天津信托·尚实信远455号”集合信托计划，通过数据清洗、建模分析，为企业提供精准融资支持，助力城投企业优化财务报表，推动数据资产在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中的创新应用，探索了“数据要素+慈善信托”的协同发展新路径。

数字金融：提升透明度与参与度

天津信托在普惠金融数智化建设中，自主开发“利息开票系统”与“分布式大数据组件管理系统”，实现电子发票全流程自动化，开票效率达23张/分钟，年支持开票5万张，大幅提升财务运营效率。同时，通过数据监控管理平台整合3.2亿条/日的新增数据，构建“数据采集—分析—应用”闭环，为慈善信托的精准投放与效果评估提供技术支撑，推动慈善从“高净值人群专属”转向“全民可参与”。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，更通过可视化数据增强了公众信任，2024年相关项目的捐赠复购率达35%，较传统模式提升25个百分点。

尽管慈善信托取得显著进展，但其发展仍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，需要政策、市场、社会多方协同破局。

税收优惠细则缺位，激励效应未充分释放

新《慈善法》虽明确税收优惠原则，但配套细则迟迟未出台，导致实操中存在三大痛点。①票据开具难：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无法直接开具公益捐赠票据，捐赠人需通过合作慈善组织间接获取，流程繁琐。②重复征税问题：股权、不动产等非现金资产转移时，委托人需缴纳增值税、契税等，信托收益分配给受益人时可能再次征税，综合税负最高达25%，抑制了非现金资产捐赠意愿。③区域执行差异：各地税务部门对慈善信托税收认定标准不一，如北京允许凭备案回执享受税前扣除，而中西部省份仍要求提供传统捐赠票据，导致市场主体跨区域设立信托时面临制度壁垒。

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失，非现金资产应用受限

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，股权、不动产等资产设立慈善信托时，面临产权转移成本高、登记流程复杂等问题。以房产为例，设立慈善信托需办理产权过户，需缴纳3%〜5%的契税、5.6%的增值税及附加，综合成本达财产价值的10%〜15%。2024年全国非现金资产慈善信托占比仅18%，而美国、英国同类信托占比均超40%，制度缺失导致大量优质资产（如企业股权、艺术藏品等）无法转化为慈善资源。此外，信托财产登记信息未实现跨部门共享，民政、税务、金融监管部门数据割裂，增加了监管难度与合规成本。

区域发展失衡与监管协同不足，影响均衡发展

慈善信托呈现“东强西弱”格局，东部10省备案单数占64.5%，西部12省仅占25.3%。浙江、广东累计备案规模均超20亿元，而甘肃、青海等省份不足5亿元。这种失衡不仅源于经济差异，更与政策支持力度相关——东部省份普遍出台税收补贴、项目奖励等政策，如杭州市对慈善信托管理费用给予30%财政补贴，而中西部省份政策工具匮乏。监管层面，民政部门与金融监管机构权责边界不清，存在“多头监管”与“监管真空”并存问题，如慈善信托的税务认定由税务部门负责，但备案数据未实时共享，导致部分项目因税务不合规被搁置。

面对挑战，信托机构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，联动政策、科技、人才等要素，打造“政府引导—市场运作—社会参与”的慈善信托生态。

制度适配：创新业务模式，释放制度活力

“慈善+家族信托”双轮驱动：针对高净值客户，推出“家族财富传承+公益目标设定”复合型信托，通过设立“家族慈善委员会”，将家族信托收益的10%〜30%定向注入慈善信托，实现财富传承与社会责任的统一。

“慈善信托+REITs”资产联动：将基础设施、商业物业等资产的收益权注入慈善信托，通过REITs市场化运作实现稳定现金流。

“跨境慈善信托”试点探索：在粤港澳大湾区、海南自贸港等开放区域，试点跨境慈善信托，允许境外资金通过合规渠道参与国内公益项目，同时支持境内慈善信托投资境外环保、科技类项目，打造“双循环”背景下的慈善新通道。

生态共建：强化协同网络，整合多方资源

政企合作，打造区域慈善信托枢纽。与地方政府共建“慈善信托产业园”“公益金融创新中心”，提供政策咨询、项目对接、资金托管等一站式服务。天津信托与静海区政府合作设立“乡村振兴慈善信托枢纽”，整合农业、文旅、金融等部门资源，2024年孵化特色产业项目6个，带动村集体收入增长20%。

跨界联盟，构建“金融+公益”生态圈。联合高校、科研机构、企业成立“慈善创新实验室”，开展公益金融产品研发。天津信托与南开大学合作开发“ESG慈善信托评估体系”，将环境、社会、治理指标纳入项目筛选标准，2024年评估通过的绿色项目获得额外10%资金支持，引导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集聚。

科技赋能：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效能

区块链技术实现全流程透明，建立慈善信托区块链平台，记录财产转移、项目执行、资金分配等全链条数据。AI算法精准匹配社会需求，通过大数据挖掘区域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领域的缺口，动态调整资金投放方向。

慈善信托的本质，是通过金融制度创新实现财富的跨时空再分配——将当下的资源转化为未来的社会价值，将个体的善意凝聚为集体的福祉。展望“十五五”，行业需锚定三大方向，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突破。

政策协同化：构建“法律+监管+市场”良性互动体系

推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》修订，明确慈善信托的法律定位与操作细则，建立民政、金融监管、税务部门的常态化联席机制，实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“全国一盘棋”。建议将慈善信托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，通过税收返还、项目奖励等政策，引导中西部省份培育特色慈善信托项目，缩小区域差距。

服务普惠化：打造“可及、可感、可持续”的慈善生态

降低设立门槛，试点“微慈善信托”（最低1万元起投），开发教育、环保等领域的标准化产品，让普通公众可通过零花钱参与公益。建立慈善信托“效果可视化”机制，通过短视频、数据报告等形式，向捐赠人反馈资金使用成效，增强参与感与获得感，目标到2025年公众参与度提升至20%以上。

影响可量化：建立社会效益评估与激励体系

借鉴国际经验，构建慈善信托社会效益评估指标体系，涵盖受益人数、贫困缓解率、环境改善值等核心指标，将评估结果纳入企业ESG评级、信托公司监管评级，形成“公益效果—市场认可—政策激励”的正向循环。建议央行将绿色慈善信托纳入碳减排支持工具范畴，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再贷款优惠，强化金融工具的环境效益传导。  

（作者为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总经理）